導讀：近幾年來，隨著網絡直播產業(yè)的快速發(fā)展，“網絡主播”這一新型職業(yè)逐漸興起，一大批網紅主播迅速躥紅，深受年輕人追捧。而隨著直播平臺的廣泛推廣，一些不具備資質開展網絡直播的公司，開始尋求與平臺合作的方式，為平臺提供主播，并與平臺約定分成比例，同時公司直接與主播簽訂協議，主播與平臺不直接建立關系。這種模式下，公司與主播之間存在何種關系，需要根據雙方簽訂的協議內容以及事實履行情況進行分析。
筆者近期就承辦了一起類似案例。
武漢某文化傳媒公司的經營范圍不包含網絡表演，也沒有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，但其與九秀直播等平臺建立了合作關系，通過向這些平臺提供主播，從中獲取相應比例的分成。
2019年，該公司與楊女士簽訂《主播簽約協議》，約定：乙方（楊女士）為甲方（公司）簽約主播；合同期限為五年；乙方每月可休息4天，全職每天直播不少于6小時；乙方根據勞動所得每月按時獲得甲方發(fā)放的薪金；合作期間，乙方不得再與其他類型公司、直播平臺合作以及直播，否則甲方有權要求乙方支付在甲方處所獲收益總和的十倍的違約金。2019年7月，楊女士提出辭職，公司未予理睬，此后，楊女士沒有再上班。9月，公司向法院起訴要求解除雙方的合作協議，并以楊女士擅自停播，在其他平臺為由要求楊女士賠償40萬元違約金。
筆者接受委托后，通過分析案件材料，認為本案主要的爭議焦點是楊女士與公司之間是否是勞動關系。經仔細分析《主播簽約協議》的條款以及協議的實際履行情況，筆者認為雙方應屬于勞動關系。依據《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》(勞社部發(fā)〔2005〕12號)：“一、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，勞動關系成立：(一)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、法規(guī)規(guī)定的主體資格；(二)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(guī)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，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，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；(三)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(yè)務的組成部分。”結合本案，《主播簽約協議》名為“簽約協議”，不同于常見的勞動合同，部分條款有意規(guī)避勞動合同用語，但其內容符合勞動關系的特征，協議明確約定：“甲方負責提供設備和工作環(huán)境；甲方每月按時給乙方發(fā)放薪金；乙方全職每天直播不少于6個小時；乙方必須遵循甲方的規(guī)章制度、績效考核及考勤制度，如不遵守，甲方有權辭退乙方，當月工資折半發(fā)放”。實際履行中，楊女士按公司規(guī)定的工作時間（每天6小時）、提供的地點進行直播，需遵守公司的考勤和對直播間的管理制度，接受公司對直播中的監(jiān)督和建議，公司每月會組織團建活動，按月向楊女士發(fā)放工資（由底薪、提成和考勤獎勵組成），楊女士提供的勞動，也屬于公司開展的與平臺合作業(yè)務的組成部分。顯然，楊女士與公司之間存在人身隸屬性，具有管理與被管理、監(jiān)督與被監(jiān)督、指揮與被指揮的人身依附關系，符合勞動關系的本質。最終，一審法院采納了筆者的觀點，以雙方不構成民事法律關系而屬于勞動關系，公司的起訴違反仲裁前置程序為由，駁回公司的起訴。
網絡直播平臺的門檻低，工作時間、地點自由，越老越多的年輕人將直播作為自己的職業(yè)，這些沒有專業(yè)公司進行包裝和宣傳的主播，與平臺的聯系并不緊密，播與不播、什么時間播，主播有決定權，平臺通常也不與主播簽訂協議。而在需要訂立協議，尤其是與線下的公司簽訂書面協議時，主播個人不要輕信口頭許諾，一定要仔細閱讀協議條款，避免簽訂對自己不利的合同，一旦爭議發(fā)生時，自身將陷于十分被動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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